“有限制权力讨论”装置作品、行为活动过程简述 ON THE LIMITED POWER 这个观念家具想法的产生要上溯到1998年由北京艺术家焦应奇所策划的“中国实验家具（筹备）展”。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展览后来没有实施。直到2004年的前不久，“上海春季艺术沙龙”组织了一个“中国制造——中国当代艺术家观念家具展”，这个观念家具的想法才得以实施。 虽然具体方案可以通过E_mail发往上海，但可能是考虑到作品质量的把控等原因，展览主办方要求我在成都做。在联系家具厂以前需要做的一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确定家具的具体尺寸，我本人一直有个毛病，就是过于重视细节，因此这步工作足足做了一个星期——包括所有的细节都有了尺寸、度数。为了使家具厂重视这个制作过程，我专门把图纸拿去喷绘、放大在很好的柔性面料上。感谢上帝！我们联系到了很负责的家具厂，制作好以后，我们又联系到了很好的航空货运公司，价钱比我们想象的低很多。一个细节：在家具制作过程中，出于不放心，我带了一个年轻的诗人韦源（他也做装修），当一看到那把所谓地位最低者坐的椅子时，他脱口而出：“这是刑具啊”！ 在家具运往上海之后，我谋发了一个借助家具搞一个有关权力讨论会的念头。方案传过去后，“上海春季艺术沙龙”很快同意了我的方案。也有幸这样一个方案能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学者林和生先生发生兴趣，于是我们结伴前往上海（用后来李晓峰先生的话来说，便是“川军入沪”了）。在上海期间，我们可谓全身心投入了活动的准备工作，加上我又是重视细节的人（林先生其实也重视细节，但他感觉我比他还要看重细节），而且彼此都很敏感，难免出现分歧。我基本属于那种一段时间只能做一件事情的人，做事时逻辑性也很强，难免有些武断。好在林先生和我在此之前便存留了一些默契，故大多问题均能顺利解决。 上海给我感觉一直是中国难得规范的城市，包括“上海春季艺术沙龙”策展的操作方式，使我们做事时其实有了更大的发挥余地。或许正是这样一种顺利，使我“贪心不足蛇吞象”——原来计划一场讨论，现在我谋发了两场讨论的念头。为拉开表面的差异，决定一场是学生讨论，一场是学者讨论。但上海对于我们相对还是陌生的，参与的学生、学者怎么找？这里，非常感谢华东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系的陈澜老师和艺术批评家王林先生。为效果的把握，活动前我们专门去了华师大和同学们面谈、交流，感谢陈澜女士给我们介绍了这样一批真实、可爱的学生；同样感谢王林，他介绍的李晓峰先生不仅很赋予责任心、而且学识渊博，由他带来了一批出色的学者、艺术家（其中的顾磊先生是99年“上海超市艺术展”认识的，算是老朋友了）。我和林先生一时士气大增。 讨论活动定于6月3日下午在上海国际展览中心“中国制造”观念家具展现场举行。我开始拟名为“有限制的权力讨论”，林先生认为应该将“的”字去掉，就叫“有限制权力讨论”。这样一改，感觉是要干脆、有力、准确得多。作为一位翻译家，林先生还为它取了个英文名称——“ON THE LIMITED POWER”。头一场是以华东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系学生为主体的讨论（我们还专门请了一位标准的白领参与座谈，他是正好出差到上海的邵湘江先生）。此前，我与林先生达成一致意见，由他来坐那把地位最高者座位，我来坐他对面那把地位最低者的座位。与同学们讨论的过程中，因感觉到同学们一开始有些腼腆，我不由得说了一些“煽动”的语言，这种姿态肯定是与我所坐的这个位置不相称的。所幸后来同学们的发言都很精彩，在以后整理发言文字的过程中，林先生和我都以为，同学们的发言和学者、艺术家群的发言确各有千秋。 在后场学者、艺术家群的发言现场，主持人李晓峰面前是一块红色的“主席”牌（各位在座的面前都有一块标有个人名字的铭牌）。客观而言，学者、艺术家群的讨论要激烈得多，尤其是谭根雄与刘大鸿、蒋崇无先生。李晓峰主席的发言显得稳健、客观，但又不失力度。顾磊先生体现出一个穿行在音乐与绘画之间的艺术家的淡漠与从容。张闳先生对这个权力桌子很敏感，发言也很儒雅。参会的唯一一位女性是“顶层画廊”的经营人赵丹虹女士，她的发言不多，但很机巧，往往博得很多掌声。场外有一位长连腮胡子的先生，他对于自己旁观者的身份作了反复强调，并借用尼采批驳了我们的这场讨论（后来才知道他叫“高鸣”，是艺术家杨福东先生行为作品“第一个知识分子”的扮演人）。 现场一直有位不明身份的年轻外籍女子在认真倾听我们的讨论，由于李晓峰主席又安排我坐在了这把“刑具椅”上，因身体难以忍受，我便邀请这位外籍女子替换我坐在了这把椅子上（她还挺乐意）。其实在此之前，离座的还有艺术家边平山先生——这种默然的行为除了表现了他一贯的低调、内敛，或许更是一种对所谓权力的态度。李晓峰主席在讨论快结束的时候，他说主席的位置也很难受，想换个“民间的位置”坐一坐，于是坐在了边平山先生原来的位置上。和李晓峰完全不一样（当时晓峰说：“我把我的胳膊肘压在桌子上，我不敢靠在这把椅子舒适的靠背上，因为我远没有到可以睡觉的地步。睡觉是高枕无忧，我非常紧张，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最充满威胁的地方。”），头一场主持林和生先生非常自得、也非常“放肆”的仰靠在了那具最为大套、安适的“主席”位上，容光焕发。 李晓峰主席离座之后，“主席”位空缺，一时群龙无首，大家开始你一言、我一语的戏说起来。看似讨论和权力无关的话题，但气氛诙谐而轻松。这时，一位参会者所带的一个不到3岁的小孩爬到了“主席”位上，谭根雄先生戏言：“中国人做事呀，就象鹤蚌相争、渔翁得利一样，小孩最后变成主席了”。李晓峰先生则指着“主席”位上的孩子笑着说：“看来我们回到了一个非常圆满的状态”。后来，这个小孩被放在了象征权力流淌的倾斜桌面上，并开始来回跑步，虽有些磕磕碰碰。最后，以“权力提示会议桌椅”为前景众人合影留念时，这个小孩被抱在人群的中央，成为了一个核心。或许，我们都愿意孩子能代表一种新的希望…… 从上海回来以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做这次活动资料的整理、梳理工作。由于两场讨论发言的记录都是根据两盘录像带（当时是附带话筒的那种摄像机，话筒对着的方向说话较清楚，周围的发言听起来便是散又模糊的），因此做文字记录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常常是播放一句话，按一下暂停键，这时机器还要“吃”几个字，只有按了暂停键还要按返回键再播放。每天的进度基本上是30分钟，三个多小时的录像带光是文字记录我们便做了10天。再把文字输入电脑以后，还要把录像带翻刻成VCD，在电脑里播放同时一句句的校正文字，包括修改标点符号，又做了5天。本身这是一件极枯燥乏味的工作，但讨论里面很多涉及到艺术家的权力态度和艺术家的权力行为，有的发言者尤其象谭根雄、刘大鸿、蒋崇无先生，表达极具个性，更是铿镪有力——这些语素成了我们枯燥工作过程里的强心针。 因学者那场讨论时每人面前都有标着姓名的铭牌，而大学生场的讨论则没有，为核实发言同学的身份，让录像里的形象与具体的人的姓名对上号，我们将他们的图像传给了华师大艺术教育系的陈澜老师，她耐心作了标注又传过来。以后又等待林和生先生关于本次活动的文章（他的稿约本来就非常多），包括上海诸位参会同学、学者、艺术家的文字……等等，若干。这次活动资料的整理是我历次活动最长的一次，什么促使我能很耐心的这样做（虽然从四川大学请了同学来帮忙，但我仍是从早上起来一直守着电脑到晚上），因为强烈的感受到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事。尤其在细致整理两场发言稿过程中，不仅是精彩，我能清晰感受到发言者的激情与责任心。如当时李晓峰先生所言，中国是一个很残酷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如何来安顿一颗“平常心”？尤其艺术家如何以健康的心态来对待权力的若干问题？ 希望我们这两场活动的资料对各式各样的读者、观众都能起到参考的价值，有益的价值。
